記者李娟在第一時間給我發來“富士康九連跳”的消息，我用iPhone手機和她溝通，并把這一消息傳到該去的地方，借助iPhone出色的上網功能和良好的操作界面，我順利地處理了這一新聞。但在退出iPhone的那一刻，一種莫名的罪惡感揮之不去：也許我手里的這部iPhone就是在深圳那家企業生產的，那一個個從樓上跳下去的鮮活生命，他們曾經留在流水線上的工作印記或許就被封在這部冰冷的手機里。

　　這部過去5年內已經賣了6000多萬部的全球最酷手機的商標是蘋果，雖然它和美國蘋果公司的其他產品一樣，由中國的代工企業富士康生產。但蘋果公司2009年的利潤是90億美元，員工卻只有1.8萬人。而富士康國際2009年利潤為3900萬美元，員工人數是11萬(此為上市公司數據)。

　　蘋果委托富士康加工的產品，能獲得約45%~55%的市場毛利，當然，它需支付品牌和市場營銷費用等等。富士康獲得的只是其售價6%的加工費，它用這6%支付場地、倉儲、運輸、水電、人工、管理等開支。其實，在富士康還沒開工之前，這個全球分工游戲就決定了富士康必須以低成本優勢才能分到全球產業鏈上“制造”這杯羹。富士康模式是我們的痛，也是我們的現實。

　　貼牌到底是機遇還是陷阱，這是中國經濟界一直在爭論的話題。但我們不得不面對的現實是：中國生產著世界貿易市場80%以上的筆記本電腦，一半以上的手機，70%以上的服裝機械，50%以上的服裝，70%以上的玩具、襪子、眼鏡，80%以上的電子鐘表，40%的化纖，一半以上的鞋和床上用品，三分之一的家具以及大部分的小五金。全球三分之一的貨輪在運送中國生產的商品，中國需要的能源、糧食及工業原料，所以中國還生產了世界35%的煤炭、50%左右的水泥和鋼鐵。

　　但這種驚人的生產能力，在消耗了大量能源、創造了天量GDP的同時，卻沒有帶來另一個我們想看到的結果：讓參與全球分工的工人也都變得富裕。也就是說，中國工人的勞動讓國家已經變得富有，還帶動了世界經濟的發展，但工人本身并沒有分到應得的回報。這是我們在發展過程中必須付出的代價嗎？當然，現實地講，貼牌是中國發展的必然階段。全球化趨勢下的經濟細分，確實讓貼牌成為中國迅速擴大經濟總量的一種不錯的選擇。但一個更現實的問題是：我們已經貼了20年，我們可以一直貼下去嗎？我們愿意一直貼下去嗎？我們能夠永遠以“成本優勢”去“招攬生意”嗎？

　　經濟學家羅默提出的“內生經濟增長學”認為，一般商品的生產，隨著規模的擴大，收益終要遞減。唯有知識的生產是例外。羅默認為，現代社會里，國民財富增長的最大動力不再是資源和人口的增長，而是知識的增長。按這一理論，貼牌模式是不可持續的。這種模式更加可怕之處在于，它讓我們在國際領域失去產業主動性的同時，卻逐漸讓對手變得強大，而這反過來進一步擠壓我們未來的產業生存空間。它帶來的另一個負面效應是，在中國人還沒真正變富的時候，卻已在世界范圍成為貿易上的眾矢之的，中國已成為世界反傾銷投訴的最大受害國。

　　在缺少核心技術的情況下，我們該如何建立自己在產業領域的優勢、獲取與國際企業平等對話的籌碼？這是眼下中國必須思考的一個現實問題。其實，有時在經濟學上看上去無解的命題，只要站得再高一些，站得再遠一些，可能就不難找到答案，這涉及選擇發展模式時所應遵循的價值觀：是一切以利潤為核心，還是以人的價值為導向？是在致力于為眾多外來投資者創造巨額利潤，還是在為中國探索一條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世界并沒有只留給中國這一條路，我們付出的代價已經太多。也許，我們已經走得太遠，需要回到原點重新思考。(錢蕾)